2003年巴格达还弥漫着硝烟，深圳程序员刘磊带着三千多美元抵达那座城市，口袋里有部分还是借来的。他既不是记者也非救援人员，只是想开家饭馆。刘磊算了一笔账：战后会有大量外籍士兵、雇佣兵、记者和承包商，他们手里有美元，厌倦了冷冰冰的军用口粮，愿意为一份热饭掏钱。
他和同伴帅学军在绿区外用一辆餐车起家，挂着中文招牌，卖炒饭和宫保鸡丁。两人都会做菜，更多靠翻菜谱、将就应付。意外的是，这股甜酸的中式快餐成了外籍顾客的心头好。真正把生意做大的，是酒类生意——黑市威士忌低价进货再高价出售，士兵开坦克来买，把酒装进弹药箱运走。不到两年时间，两个小伙子的营收冲到了三百多万人民币。
但利润背后是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：店门口响过炸弹，熟客第二天便消失；厕所里能捡到枪；现金不能存银行，只能塞进天花板夹层，半夜还要抬头查看安全。好莱坞把这段经历拍成了温情的救赎故事，但刘磊看完只觉得演员里找不到自己的影子——现实里更多是赚钱、活着、然后撤退。
一年半后，随着自杀式袭击频繁，他们关店回国。刘磊没再做餐饮，拿着钱回归普通生活。他把这一段写进书里，字里行间满是对平静日常的庆幸。对他来说，最宝贵的不是那笔钱本身，而是明白在战火中生意的天花板就是命——能把钱带走的人，才算真正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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